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复旦保安自学微积分，其实共享的是一套叙事，那就是“有文化的上等人”和“没文化的下等人”，而“下等人”要获得“上等人”的认可、怜悯、感动、反思，就必须依靠“上等人”认可的“文化资本”，比如海德格尔、微积分、写诗、搞数学，总而言之，一切在大众固有印象中，“下等人”本不会做的事，只要有“下等人”做了，就成了“上等人”怜悯他、感动他的资格，而这背后，其实是“上等人”对自己认可那套文化秩序的体认，依然在用自己的目光来区分，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
于是农民工读海德格尔、看微积分会被人报道，会被认为是有选题价值、有令人感动的资格，可是农民工的本职工作，甚至整个劳工群体，务工这件事情，被认为是没有报道价值的，缺少知识储备的，不具有浮出地表、获得话语权的资格的。这意味着，在大众的固有印象中，读海德格尔比做工更高贵，写诗比养猪更困难。这就像一个学者、官员觉得做家务没有价值，可他懒得做家务，于是家务推给老婆做，然后他好感动啊，说老婆你做家务不容易。
好感动，可他不做。他下意识觉得家务是下等人该做的，寒窗十年苦读，治国兼济天下，才是他上等人的使命。于是劳动也被分化出阶级属性，市场定价和社会眼光也随之浮现，占据话语权的人定义什么是高贵的劳动，什么是低贱的劳动，而他们对“下等人”廉价的感动就是，啊，你做了我们上等人做的事！真不容易。
可为什么读海德格尔就比工地做工更高贵，更有了报道价值？为什么工人的本职工作、技术含量就被认为不值一提，阅读海德格尔、写文艺青年的诗歌，就成了感动的通行券？
厘清这一点，就会明白问题的所在。在这感动的背后，仍是阶级的凝视。当人们说，农民工读海德格尔不值一提，当媒介源源不断泡制着农民工学哲学、保安自学上名校、大学生养猪时，感动、点赞，都是朴素的善意，但在感动之后，当社会秩序不变，劳动的定价分化不变，社会中“上等人”对“下等人”的凝视依然在，恐怕身为工人群体的自己不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样的行为（阅读海德格尔）会被认为具有选题价值，而工人的本职工作，却淹没在无声之中？
当人们共享了“上等人”对高贵的定义、对劳动尊卑的界定，我们中有多少人，又真的是所谓统治阶层，而不是被统治者，和被报道者一样的工人群体？
以及，在二本学生、数学系学生、农民工等身份符号背后，为什么总是农民工会出现在标题，当人们注视农民工，人们在观看什么。这种猎奇的目光背后，共享的是怎样的身份认知。
这层叙事的讽刺是，如果一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既养过猪，也干过农民工，我们的媒介就可以生产两种叙事——
北大学生养猪没什么稀奇的。
一个农民工决定去读海德格尔。 source
于是农民工读海德格尔、看微积分会被人报道，会被认为是有选题价值、有令人感动的资格，可是农民工的本职工作，甚至整个劳工群体，务工这件事情，被认为是没有报道价值的，缺少知识储备的，不具有浮出地表、获得话语权的资格的。这意味着，在大众的固有印象中，读海德格尔比做工更高贵，写诗比养猪更困难。这就像一个学者、官员觉得做家务没有价值，可他懒得做家务，于是家务推给老婆做，然后他好感动啊，说老婆你做家务不容易。
好感动，可他不做。他下意识觉得家务是下等人该做的，寒窗十年苦读，治国兼济天下，才是他上等人的使命。于是劳动也被分化出阶级属性，市场定价和社会眼光也随之浮现，占据话语权的人定义什么是高贵的劳动，什么是低贱的劳动，而他们对“下等人”廉价的感动就是，啊，你做了我们上等人做的事！真不容易。
可为什么读海德格尔就比工地做工更高贵，更有了报道价值？为什么工人的本职工作、技术含量就被认为不值一提，阅读海德格尔、写文艺青年的诗歌，就成了感动的通行券？
厘清这一点，就会明白问题的所在。在这感动的背后，仍是阶级的凝视。当人们说，农民工读海德格尔不值一提，当媒介源源不断泡制着农民工学哲学、保安自学上名校、大学生养猪时，感动、点赞，都是朴素的善意，但在感动之后，当社会秩序不变，劳动的定价分化不变，社会中“上等人”对“下等人”的凝视依然在，恐怕身为工人群体的自己不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样的行为（阅读海德格尔）会被认为具有选题价值，而工人的本职工作，却淹没在无声之中？
当人们共享了“上等人”对高贵的定义、对劳动尊卑的界定，我们中有多少人，又真的是所谓统治阶层，而不是被统治者，和被报道者一样的工人群体？
以及，在二本学生、数学系学生、农民工等身份符号背后，为什么总是农民工会出现在标题，当人们注视农民工，人们在观看什么。这种猎奇的目光背后，共享的是怎样的身份认知。
这层叙事的讽刺是，如果一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既养过猪，也干过农民工，我们的媒介就可以生产两种叙事——
北大学生养猪没什么稀奇的。
一个农民工决定去读海德格尔。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