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想生孩子了？｜谢晶
但是在断崖式的生育率的下降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主观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哪怕可以生、有能力养，对于自己的经济前景很乐观，也选择不生不养。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生育意愿在下降，甚至已经没有任何的生育意愿了。
提到生育意愿的断崖式下降，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一个原因，是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成反比。这个反比确实是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可以观察到的。当这个社会中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她们的生育意愿就越来越低。
最明显的答案就在问题里面：为什么仅涉及女性？为什么在男性中观察不到同样的反比？
因为两性在生育任务上存在不平等。实际上这不仅涉及生育，而且涉及整个“再生产”。
传统社会中，“再生产”活动主要由女性承担。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教育程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投身生产领域（公共领域）做准备，女性也希望像男性一样参与生产活动。但与此同时，“再生产”的任务并没有立刻被男性分担。因此，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新的模式的不平等。
如果说两性在“再生产”上的不平等是女性缺乏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那么通过平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人口学家经常会提到一些在平权问题上的优等生，通常是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会提到，这些平权的做法会使得出生率有一个回升。
这些生育政策的优等生成绩如何？我看到过一个人口学家的说法，称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是U型的，也就说，在它们的生育率跌到一个低谷之后，通过刚才所说的那些平权措施，得以回升。
我去看了一下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有一些确实呈U型，但是并不明显，并且完全不会回升到U型最初的点；另一些则并不呈现U型，而仅仅是下降有所缓慢甚至在快速下降之后多年持平。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还是达不到保持人口更替的2.1的要求。
我举出上述数据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平权或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育意愿低下的问题。在一个平权推进得很好的国家，女性也不必然会热衷于生孩子，这个社会中任何性别的人可能都更热衷于搞事业。
为什么？这里就涉及到平权主义的短板：平权主义并不告诉我们，当我们的权利都平等了之后，我们要一起干些什么。
平权是一个扫除障碍的操作。比如，如果我有生育意愿但是也非常热爱我的职业，我有顾虑的时候，它是有作用的。但如果我本来就对生育完全不感兴趣，那么你为我扫除了障碍，我也还是不会生。扫除障碍并不能解决“内驱力”的不足。
生育内驱力缺失的第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是我们对于生育这件事情越来越无知。并且我们越是接受教育，就对它越无知。
学校里学的不是这种知识，而家对于接受学校教育的孩子们来说越来越变成学校的延伸和同谋，他们不参与到“再生产”中，而仅仅是“再生产”的受益者。当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往往很难对它心生向往，很难把生育视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项。
这构成了我对于“再生产”乃至于整个性别研究领域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的动机：为什么与生育有关的一切，都好像是被精心保护起来的秘密？
和无知相辅相成的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生育的过程当中，生育者本人常常越来越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生育的过程常常变成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专家做主的活动。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各种各样的权威越来越习惯于在不需要我们参与、不需要我们知情的情况下介入到生育和养育中。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在生育和养育上被代劳。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叫作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的说法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他提出，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生命本身成为国家权力的展开场所。“新时代”的国家机器变成了生命的管理者和规训者。
生命政治展开的第一个维度就是个体的身体，现在被要求能够像生产线上的产品一样合格、有效用、顺从，使得它具有的一切潜力都更容易被榨取。我们现在放在口头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的说法，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对于生命的机械化和工具化。
生命政治的第二个维度就是人口。我们现在之所以在这里讨论出生率问题，恰恰是因为人口，它在总量和在构成上的变化，都成为统计的对象，成为需要被严密控制和规划的事情。现代国家要把人们“生”这件事情“死死”地拿捏在自己手中。随之而来的是生育的技术官僚化：它变成一件需要由专家和专业人士全面介入和掌控的事情。
生命政治要奏效，是在人们，尤其是女性没得选的时候。在我们有的选的时候，会倾向于选择自己有所了解、能够构想，觉得能够驾驭，甚至于已经有丰富经历的活动。
而与教育程度相关的生育内驱力缺失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我们越是接受现代公共教育，就越是认为“再生产”活动是没有价值的。
现代教育在教我们什么呢？实际上现代公共教育希望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很单一的，它聚焦于我们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分类、计算的能力，以及对于各种因果关系的掌握。这些能力可以被统称为“工具理性”，它主要适用于我们去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而不那么适用于反思的活动。
以笛卡尔为首的一些近代哲学家就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面发展出了一整套机械主义的哲学。当我们的家长都变成笛卡尔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也渐渐地变成了经理和职员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数学公式的话，那么我们也认为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被管理的：时间可以被管理，睡眠可以被管理，甚至情绪也可以被管理。
我们正在用“福特主义”养育下一代。福特发明了一整套适用于生产线上的大规模生产的管理模式。但是福特造的是车，不是人。可以高效造车的福特主义是否适用于“造人”呢？ 不是。因为活生生的人的需要，包括刚才所提到的睡眠、情绪或情感，是彼此不同，且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变化的，这些需要无法被标准化、被量化、数字化。
因此，真正的养育和照料所需要的，是工具理性之外的其他能力，甚至是与之正好相反的能力。
工具理性令我们胜任单一的、分门别类的、可标准化的任务，而养育照料需要同时兼顾到不同类型的任务，例如喂养，安抚，陪伴自理能力还不够的孩子和老人，打扫和整理；相比推理，他更需要共情；与量化的操作相反，他更需要敏锐地感觉到不同的家庭成员在每一个时刻都彼此不同的需求。
所有的这些“再生产”能力基本上都是不被培养的，不在学校，也不在家中。学校教与不教背后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一个价值排序了，在工具理性主义之下，“再生产”能力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大家都认为“再生产”所需要的那些能力没有“生产”所需要的那么难能可贵，没什么技术含量，再生产者被视作没有什么能力的人，那么一个人在从事再生产时的自我认同与从中所获的成就感是非常低下的。
这才是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下的最深层原因。在有得选的情况下，在已经储备了一定的文化资本的情况下，她们也希望从事被整个社会赋予更高地位的活动。
实际上，在生产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和生命政治之下，如果有人说，我不想搞事业，就想生孩子，这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吧。
我们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从再生产活动里面获得价值感，它也变成一件令我们快乐不起来的事情。我们从生产当中获得价值，我们从消费当中，从吃吃喝喝和买买买当中获得快乐，我们从与可以被量化、被货币化的东西打交道的过程中来获得快乐。
而处于这个家庭生活亲子关系里面的人好像也在提示我们，他们的体验感不太好，尤其是我们今天社会上的非常典型的一种家庭——“备考家庭”，他们好像处于一种非常拧巴的亲子关系里面。
因为投资与回报的逻辑已经无处不在地渗入到他们的家庭关系当中，而这与亲子关系原本不分你我、不斤斤计较的、一种单纯的共同生活共同协助的状态是相反的、矛盾的。所以今天的父母常常处于一种非常矛盾、非常焦虑的状态里。
https://mp.weixin.qq.com/s/P9kUO6ANPUTfQ_W9v34olQ
但是在断崖式的生育率的下降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主观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哪怕可以生、有能力养，对于自己的经济前景很乐观，也选择不生不养。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生育意愿在下降，甚至已经没有任何的生育意愿了。
提到生育意愿的断崖式下降，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一个原因，是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意愿成反比。这个反比确实是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可以观察到的。当这个社会中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她们的生育意愿就越来越低。
最明显的答案就在问题里面：为什么仅涉及女性？为什么在男性中观察不到同样的反比？
因为两性在生育任务上存在不平等。实际上这不仅涉及生育，而且涉及整个“再生产”。
传统社会中，“再生产”活动主要由女性承担。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教育程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投身生产领域（公共领域）做准备，女性也希望像男性一样参与生产活动。但与此同时，“再生产”的任务并没有立刻被男性分担。因此，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新的模式的不平等。
如果说两性在“再生产”上的不平等是女性缺乏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那么通过平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人口学家经常会提到一些在平权问题上的优等生，通常是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会提到，这些平权的做法会使得出生率有一个回升。
这些生育政策的优等生成绩如何？我看到过一个人口学家的说法，称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是U型的，也就说，在它们的生育率跌到一个低谷之后，通过刚才所说的那些平权措施，得以回升。
我去看了一下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有一些确实呈U型，但是并不明显，并且完全不会回升到U型最初的点；另一些则并不呈现U型，而仅仅是下降有所缓慢甚至在快速下降之后多年持平。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还是达不到保持人口更替的2.1的要求。
我举出上述数据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平权或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育意愿低下的问题。在一个平权推进得很好的国家，女性也不必然会热衷于生孩子，这个社会中任何性别的人可能都更热衷于搞事业。
为什么？这里就涉及到平权主义的短板：平权主义并不告诉我们，当我们的权利都平等了之后，我们要一起干些什么。
平权是一个扫除障碍的操作。比如，如果我有生育意愿但是也非常热爱我的职业，我有顾虑的时候，它是有作用的。但如果我本来就对生育完全不感兴趣，那么你为我扫除了障碍，我也还是不会生。扫除障碍并不能解决“内驱力”的不足。
生育内驱力缺失的第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是我们对于生育这件事情越来越无知。并且我们越是接受教育，就对它越无知。
学校里学的不是这种知识，而家对于接受学校教育的孩子们来说越来越变成学校的延伸和同谋，他们不参与到“再生产”中，而仅仅是“再生产”的受益者。当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往往很难对它心生向往，很难把生育视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项。
这构成了我对于“再生产”乃至于整个性别研究领域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的动机：为什么与生育有关的一切，都好像是被精心保护起来的秘密？
和无知相辅相成的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生育的过程当中，生育者本人常常越来越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生育的过程常常变成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专家做主的活动。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各种各样的权威越来越习惯于在不需要我们参与、不需要我们知情的情况下介入到生育和养育中。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在生育和养育上被代劳。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叫作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的说法是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的。他提出，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生命本身成为国家权力的展开场所。“新时代”的国家机器变成了生命的管理者和规训者。
生命政治展开的第一个维度就是个体的身体，现在被要求能够像生产线上的产品一样合格、有效用、顺从，使得它具有的一切潜力都更容易被榨取。我们现在放在口头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的说法，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对于生命的机械化和工具化。
生命政治的第二个维度就是人口。我们现在之所以在这里讨论出生率问题，恰恰是因为人口，它在总量和在构成上的变化，都成为统计的对象，成为需要被严密控制和规划的事情。现代国家要把人们“生”这件事情“死死”地拿捏在自己手中。随之而来的是生育的技术官僚化：它变成一件需要由专家和专业人士全面介入和掌控的事情。
生命政治要奏效，是在人们，尤其是女性没得选的时候。在我们有的选的时候，会倾向于选择自己有所了解、能够构想，觉得能够驾驭，甚至于已经有丰富经历的活动。
而与教育程度相关的生育内驱力缺失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我们越是接受现代公共教育，就越是认为“再生产”活动是没有价值的。
现代教育在教我们什么呢？实际上现代公共教育希望培养出来的能力是很单一的，它聚焦于我们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分类、计算的能力，以及对于各种因果关系的掌握。这些能力可以被统称为“工具理性”，它主要适用于我们去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而不那么适用于反思的活动。
以笛卡尔为首的一些近代哲学家就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面发展出了一整套机械主义的哲学。当我们的家长都变成笛卡尔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也渐渐地变成了经理和职员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数学公式的话，那么我们也认为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被管理的：时间可以被管理，睡眠可以被管理，甚至情绪也可以被管理。
我们正在用“福特主义”养育下一代。福特发明了一整套适用于生产线上的大规模生产的管理模式。但是福特造的是车，不是人。可以高效造车的福特主义是否适用于“造人”呢？ 不是。因为活生生的人的需要，包括刚才所提到的睡眠、情绪或情感，是彼此不同，且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变化的，这些需要无法被标准化、被量化、数字化。
因此，真正的养育和照料所需要的，是工具理性之外的其他能力，甚至是与之正好相反的能力。
工具理性令我们胜任单一的、分门别类的、可标准化的任务，而养育照料需要同时兼顾到不同类型的任务，例如喂养，安抚，陪伴自理能力还不够的孩子和老人，打扫和整理；相比推理，他更需要共情；与量化的操作相反，他更需要敏锐地感觉到不同的家庭成员在每一个时刻都彼此不同的需求。
所有的这些“再生产”能力基本上都是不被培养的，不在学校，也不在家中。学校教与不教背后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一个价值排序了，在工具理性主义之下，“再生产”能力是没有价值的。
如果大家都认为“再生产”所需要的那些能力没有“生产”所需要的那么难能可贵，没什么技术含量，再生产者被视作没有什么能力的人，那么一个人在从事再生产时的自我认同与从中所获的成就感是非常低下的。
这才是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下的最深层原因。在有得选的情况下，在已经储备了一定的文化资本的情况下，她们也希望从事被整个社会赋予更高地位的活动。
实际上，在生产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和生命政治之下，如果有人说，我不想搞事业，就想生孩子，这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吧。
我们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从再生产活动里面获得价值感，它也变成一件令我们快乐不起来的事情。我们从生产当中获得价值，我们从消费当中，从吃吃喝喝和买买买当中获得快乐，我们从与可以被量化、被货币化的东西打交道的过程中来获得快乐。
而处于这个家庭生活亲子关系里面的人好像也在提示我们，他们的体验感不太好，尤其是我们今天社会上的非常典型的一种家庭——“备考家庭”，他们好像处于一种非常拧巴的亲子关系里面。
因为投资与回报的逻辑已经无处不在地渗入到他们的家庭关系当中，而这与亲子关系原本不分你我、不斤斤计较的、一种单纯的共同生活共同协助的状态是相反的、矛盾的。所以今天的父母常常处于一种非常矛盾、非常焦虑的状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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